攜程親子園事件：不要讓暴戾浸染孩子成長之初

言詠

　　一則視頻在互聯網上被發酵式地傳播，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共情和焦慮：視頻里的孩子，有的被推倒在地；有的被綁椅子上；有的被強行喂食疑似芥末的不明食物，施暴者是老師……這是上海，是曾讓人艷羨的攜程內部親子園，初衷為解決員工托育的后顧之憂。

　　盡管攜程在此次事件中必然負有監管不力的責任，盡管我不認為企業辦托育是最理想的模式，但我無意過多指摘攜程。視頻里的孩子，他們出生的時候，這個國度正經歷著一個重大變化：執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走向終結，“二孩”全面放開。然而他們年輕的父母也面臨這樣的現實：嬰幼托育服務供給嚴重缺位。孩子上幼兒園前誰看護？那些老人幫不上忙或者不希望隔代看護，那些父母一方不愿或不能中斷工作的家庭，有沒有其他選項？

　　可以想見，當科技、互聯網企業試水內部托園時，是多么迎合人心。這是一個有趣的輪回，這代父母自己或許就在父輩單位的托兒所中度過了童年，“企業辦社會”的職能在他們成長過程中隨著改革開放被剝離，如今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又回潮，已經為人父母的他們把孩子送入其中。

　　但始料未及，發生如此惡劣的虐童事件。那個與當地婦聯瓜葛不清、資質存疑的第三方加大了事態的復雜性，人們習慣于也有理由想象背后可能存在利益輸送空間。然而，這只是虐童事件所暴露問題的一個層面。同樣值得反思的是，我們的法律制度在學前教育領域健全嗎？我們的公共政策給予了成長之初的孩子足夠的重視嗎？在幼托領域，我們的市場規范且成熟嗎？在幼師這個最重要的環節上，我們的篩選和鼓勵機制合理嗎？我們的追責和糾錯機制又有效嗎？

　　很遺憾，答案不盡人意。攜程事件是一個夾雜著準入壁壘的極端案例，但折射出的問題更為寬廣。我們在立法上、在公共政策上對早期養育重視不夠，有限的學前教育資源投入在3-6歲幼兒園階段都勉為其難，0-3歲完全空白。但生命之初的孩子更應重視。攜程事件曝光后，輿論呼吁加快學前教育的立法且涵蓋0-6歲；呼吁托幼階段明確責任主體、鼓勵市場競爭、制定整體規范框架；對幼師群體，呼吁提高待遇，優化發展通道，相應的，在追責和糾錯機制上要更加規范且行之有效，虐童者不僅需依法承擔刑事責任，還應終身禁入相關行業。另外，以家庭為單位的個稅制度也應該是改革的方向，如果父母任一方暫停工作，可以因家庭實際撫養人口增加而獲得稅收優惠。

　　這些都是培育一個健全的托幼市場的應循之路，也是在早期養育上給予民眾充分選擇空間及最大制度保障的應循之路。當有一天市場能提供足夠多的類似美國日間照料中心（Day　care）那樣的幼托機構，當有一天愿意親自照料孩子的父親或母親可以在稅收政策上獲得補償，家庭才可以真正自由地選擇適合自己的養育方式，沒有被“綁架”的祖輩，也沒有被“綁架”的全職母親。到那一天，人們的生育意愿才會不被現實壓制，我們國家的人口結構才會走向優化。企業也無需操心員工的托育問題，其實最先攜程對自己招兵買馬辦托也有顧慮，因為很難招到老師，自身也無幼教經驗。委托第三方是一種被認為最佳的方式。但悖論是，當托幼市場成熟了，企業無需自己辦托，當托幼市場不成熟，企業委托第三方在“品控”上很難把控。攜程此次的問題就是在品質把控上太無心，或許也無力。

　　虐童事件引起了輿論的極大憤慨，要求嚴懲追責的呼聲很高，可以理解也應當如此。但更值得重視的是對受害者——主要是被施暴孩子的生理和心理修復。追責是追溯過去，修復是面向未來。當暴戾浸染到孩子，需要我們成年人用心療愈它，不要讓孩子成長之初就被“大可以欺負小，強可以欺負弱”的認識潛化，愛可以代際相傳，暴戾也可以代際相傳，而能體驗到這個世界的友愛與善意，是一個人精神幸福的重要因素。

(編輯：小酷)